【廖伟棠书评】我们与恶没有距离──《牛蛙》

【廖伟棠书评】我们与恶没有距离──《牛蛙》

廖伟棠书评〈我们与恶没有距离──《牛蛙》〉全文朗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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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如胡迁的大多数小说,不过《牛蛙》把这个主题推到极致:

一个愤世嫉俗的人,如何莫名其妙地被恶吸引,以为可以以恶(恶作剧)攻恶(恶俗世情),最后自己也被恶吞没的故事。这是一种极其自虐的同归于尽,没有半点悲壮可言。

《牛蛙》(胡迁唯一诗集《坍塌》限定珍藏),胡迁,新经典文化出版

但这个描述还是悲壮化了胡迁的这位异乡人莫梭。让我学习最后日子的胡迁,调低身段,再说一遍:

这是一个糟糕的人带出无数糟糕人的故事。主角无所事事也谈不上有什幺正义感,随机地参与了一场牛蛙之死的侦破,不惜赔上一只眼睛和一片指甲,这是「反成长小说」的──他的成长没有发现任何真理──用小说里他準备嫁给牛蛙的表姐陈嫣的说法,他是典型的「下行人格」,只要能把人生变得更糟绝不会努力上行。直到小说的后半段,他才找到一个不惜一切努力要去达成的目标,可那也是真正大恶之人设定的,他代为执行而已。

他逆着常态做任何事,比如说找揍自己的人帮忙买枪,找八卦记者帮他揭发社会问题,过度关心自己厌恶的表姐,带自己喜欢的女孩去一个荒凉的高速公路休息站看雨水和猪……而奇怪的是,小说里这些角色也都配合着他做这些事,原因只有一个,所有角色都是胡迁「彆扭」人格的分身,甚至包括那个大恶之人张乔生和他狡猾的儿子张翰。

现实主义压根解决不了这一团彆扭,胡迁用最低调的方式切入超现实主义,或者以商禽的说法,超级现实主义。

  

于是,作者与角色他们一起想像了一把枪。按说胡迁的另一身分胡波所身处的电影界,有这幺一句金句:「只要电影第一幕出现过一把枪,第三幕时这把枪一定会开火。」可是刻意挑衅电影规则的胡波,在小说里彻底颠覆了这种读者期待。张翰交给「我」的那把枪从来没有开火,另一把由另一个悲剧角色黎凯拥有的枪,他甚至忘记买子弹。

其实张翰把枪给「我」的方式已经极度「超」现实,他是用「寄」的。胡迁绝对不会不知道,这个买把菜刀都要实名制的超现实国度,一把手枪绝不可能通过重重安检。我只能判定,这把手枪是孱弱的「我」想像的产物,包括卖枪后来还卖给他雷管定时炸弹的爱狗小青年,以及那场终结了一个房地产大骗局的爆炸,都是「我」的幻想,或者说胡迁製造的隐喻,因为那都是现实不可能的。

一个拥有一把虚构的枪的人能成何事?如此也就能理解小说里那些精彩的暴力描述里的自虐快感何来,诸如「他站在我背上,我胳膊的关节处被他踩着,那是双硬如磐石的皮鞋。他用手掰住我的下巴,那双乳白色的手跟金属一样冰冷坚硬。」「疼痛从眼眶里炸裂一样穿透了后脑勺。之后,这痛苦如同瞬间生长的根鬚,穿刺进整个面部,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消失。我感觉到那带着腐蚀性的液体沿着晶状体包围了一圈,几乎可以听到烧灼沁透的声音。」你能感到胡迁的笔走至此精神为之一振,文字準确飒爽,乐在其中。与之相应,其他地方他极力渲染的,是萎顿和虚无本身的力量。

《牛蛙》作者胡迁(© FIRST IFF,新经典文化提供)

「阻止自杀的也许是虚无本身。虚无是站在路口,此路口有很多通向各个方向的道路,每条都看不到尽头,周围也都什幺都没有,并非是走向那些无尽头的过程,而是此时所在的这个位置,看起来还有诸多可能,甚至每一个都区别很大,但都不如站在这儿好。」胡迁这一段关于自杀与虚无的表达,是他人生观的精华,但我们都知道,最后连虚无都阻止不了他。是啊,怎幺可能呢,觉悟了虚无,选择在当下止步不前,而当下本身在不断内耗──它甚至不允许你「厌世」,因为厌这个情绪及其连带的文学表达,也是积极的。

 

那幺你要不想成为这只不存在的枪,你只能选择恶。小说后半段,从形象与恶意上完美取代这管枪的,是一个複杂的逆下水道系统,它将在小说的最后一页开火,用粪便代替子弹射向这个早已死去的城市。这种没有真实杀伤力却令人噁心无比伤透尊严(如果有的话),「我」理解为「单纯的恶」──「单纯的邪恶才是致命的,它让这世上不再存在错误的事情」胡迁写道,因为它提醒了我们与恶共生的这一噁心的事实一直存在。

关于恶,「我」与莫名其妙同居在一起的马尾女孩之间有过一段精彩的伦理学对话,分不清是杜斯妥也夫斯基还是卡缪影响了他俩的觉悟。

「我一直认为,罪恶是一种本能,跟侵占一样。世界运行的动力是侵占,死亡侵占生,生侵占死亡。在这个原动力下有了食物链,阶级,这些规则侵占每个个体,说是衍生出罪恶,其实这是最自发的。」

「她说:『我一直在想,为什幺从某个时刻开始,就觉得这个世界糟糕透了。那幺,我究竟是在抵抗世界,还是抵抗无力的自己?在这个问题上,如果认为世界侵占了自己,那幺罪恶就来了,做罪恶的事只是缺乏契机。如果做不到,那就是用恶意替代了。道德建立在对自身的衡量上,不认为是外界的侵犯,而是自我的约束来顺从另一种规律。你不是一个道德的人,也不属于罪恶的人,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一样,在中间摇摆不定。』」

摇摆并不等于尼采所说的「超越善恶的彼岸」,相反,摇摆等于附庸于善恶,谄媚于哪一方取决于一个短暂的利益。胡迁无疑对此深恶痛绝但无能为力。因此他同时挖掘出「管道」的另一层意义:洞穴。

 

《大裂:胡迁中短篇小说集》【电影《大象席地而坐》改编原着】,胡迁着,时报出版

「我」的下水道探险与《大裂》里大学生们的挖洞一样,混杂着卡夫卡的鼹鼠情结与某种底层对地上生活的终极拒绝。

「不是说你换了个地方,就等于从下水道里爬上平原了,是不管你在哪儿,都还在那个地方说下水道里。如果你想换一个地方,就得趁着别人沖马桶的时候,借着那点水流,到另一个地方的下水道。每个地方的下水道结构不一样,所以你可以安慰自己,我已经是个崭新的人了。」这段论述,让我想起日本漫画家柘植义春的名作《山椒鱼》,被迫生活在下水道的山椒鱼,渐渐从恶臭与废物中获得乐趣的悲惨故事。没有什幺比这更能说明「下流社会」的恐怖了。

张乔生与「我」的共谋,现实中也是虚妄不可能的,可以告慰他们的是:世界早已被屎淹没,不必再淹一次。我想,这也是胡迁最后的想法。

而唯一似乎可以告慰胡迁(和我们)的,是贝拉‧塔尔。他在小说里以张乔生的一个梦出现,那是一个关于吃土豆的一家里家长的救赎的梦,他冒着风雪严寒走到那个已经毁灭的世界里,为只吃过土豆的孩子带回来一包方便麵。

这个梦呼应的是贝拉‧塔尔的《都灵之马》那个无法出走的吃土豆的家庭。胡迁之前说过:「是又想到在《都灵之马》里看到的黑暗、沉默与绝望的五分钟,那种在虚空中得到救赎的沉默,此时全部随着吞噬而来。」弥留之际的大恶人张乔生,果真具有这种救赎的意愿吗?胡迁一度相信,而这相信,让我欲为之一哭。

本文作者─廖伟棠

诗人、作家、摄影家。曾获香港文学双年奖,台湾时报文学奖,联合报文学奖等,香港艺术发展奖2012年度最佳艺术家(文学)。曾出版诗集《八尺雪意》、《半簿鬼语》、《春盏》、《樱桃与金刚》等十余种,小说集《十八条小巷的战争游戏》,散文集《衣锦夜行》和《有情枝》, 摄影集《孤独的中国》、《巴黎无题剧照》、《寻找仓央嘉措》,评论集《异托邦指南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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